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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来，13世纪毕昇的活字术和15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机的出现，就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印刷传播的媒体时代。自那时起，文学的生产和流布已与纸媒传播息息相关，而且也因之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特征。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自近代以来，书籍期刊这一特殊的传媒载体，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把文学的公共空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改变了几千年传统文学相对低级传播的方式手段，进而促成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完成。“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杂志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法国文学中，作为激发创作或批评的动力的，在一时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在另一时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贵妇人们，王者的宫廷与巴黎的沙龙都曾作为鼓励并左右一时代文学风尚的媒介。但这中间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却由作家间自身的结合所产生的文艺杂志起而代之。自此，文艺的主题除这永恒的‘人性’以外更不能不逐渐注意到‘人性’所存在的环境社会；文艺的对象不再是宫廷与沙龙中的少数阶级，而将是现社会中广大的读者。这两种因素必然地扩展了现代文学的园地，造成了文学向所未有的广度。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批评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杂志所负的最高使命。”①文学书籍期刊与中国文学发展嬗变构成一组相辅相成的关系，已是近百余年的共识。作为文学生产的第一环节的中国当代作家，必须正视期刊杂志的复杂性意义和多样性功能，调整或坚持，才能在整个文学生成体制空间里走向理想境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期刊纸媒之于当代文学的光荣历史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引以骄傲的文化记忆阶段。以纸媒书刊形式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一直处于传媒文化和知识思想散播的核心地带。“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创作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神经，主动承担起社会哀怨或理想展望的意识功能。原来一批因政治冲击而停刊的新中国老牌期刊纷纷复刊，而一批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期刊杂志也踊跃问世。作为国家体制内的文化生产部门的期刊出版，用稿给酬；作家也努力投稿，以用稿为荣，甚至不意间名利双收。整个社会的期刊文学之影响力也是后来这几十年再也没法比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乃至“新写实小说”等等思潮作品，让我们记住了那个炫目精彩的纸媒文学时代，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备受瞩目的时代。那个时代里，大众几乎都在倾听知识分子或学者专家的声音，尤其是作家的声音。
然而，1990年代以后，文学传播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等所代表的电子传媒手段以不容抗拒的力量，对我们固守了几十年的人文心智开始无情的挑战、残酷的嘲弄；有暴力一般的解构，也有奴婢一般的逢迎。我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网络里越来越“找不到文学的北”。“大众传媒”让作家和读者都有了某种隔世之感，需要用心灵来创作与品享的纯文学作品产生了令心灵也恐慌的交流障碍。文化的多元杂生与文学的无规则的畅行无阻，让文学日趋边缘：作家的精神优越感丧失，荣光不再；读者的阅读需求欲日渐寡淡，文化注意力转移。二三十年前偌大“文化殿堂”纸媒文学一家声音被分解，纸媒文学原有的文化份额骤然减少，纸媒文学期刊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世纪之交电子网络的出现，让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更是变化无常：网络媒体以其“后”声夺人的气势，在争抢纸质媒体空间的同时，也把文学的生产与批评挤向窄仄的文化边缘，甚至使以往文学的“知识生产”或“精神生产”摇身一变为“消费生产”或“娱乐生产”。对于文学生产来说，问题不期而遇。
于此逼仄的文化边缘的当代作家是“束手投降”?还是“乐乎其中”?亦或是一味无聊地回忆那曾经令人魂牵梦绕的纸媒期刊的辉煌!还是先让我们看两种例子：张艺谋依据小说《万家诉讼》拍摄了电影《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小说原作者陈源斌也因之名噪一时；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好评如潮，原作者二月河才能够广为人知。曾经以纸媒期刊问世的作品，原本无人问津。一旦电媒的成功介入，作家骤然名起，作品流布广泛。纸质媒体建构下的作品直接受惠于大众传媒，作家怎能不接受这样的市场利益?再如，余秋雨离开传统书斋式的写作方式，走进大众电视传媒，在凤凰卫视举办的“千禧之旅”活动中，把电视的专题片拍摄和自己的“出走散文”写作结合起来，集节目主持和作家于一身，走来写来。在提升电视节目品位的同时，扩大了作家本人和纯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凭借大众传媒，纸媒文学最大限度地进入阅读视野。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作为传播客体的文学作品已经深刻地不可回避地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大众传媒是由大众传播机构把作为信息认识的文学作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输送给读者最广大受众；而纸质传媒只是文学第一生产者的作者争取最大限度地通过大众传播机构把文学作品交付大众传播媒介以达读者(其核心主体是文学爱好者)。大众传媒是组织化的运作，自由度大，读者覆盖面广；而纸质文学书刊传播更多地源于个性化的创造，规定性强，其传播对象是相对范围内的具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专业读者。如此之下，作家有“怕”，也就有了“爱”，也就有了取舍。
事实是，作家们无可选择，他们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身处大众传媒与商品经济语境里的当代作家又怎么能够轻易地提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呢?名利实实在在地左右着任何一个欲望生存个体，作家也不例外。期刊的市场化生成背景，让作家往往存墨于经济欲求，以相对俗常的人文理念旋转手中之笔，写作就成了世界人生相对肤浅体验的复现。如此之下，作家不再追求深度体验生活、追问心灵，只是把普通大众一般的渴盼当作崇高来予以阐释，造成新闻化、大众化的写作流行；没有楔入生活深处的力量，作家发现人性精神的自觉与可能也就日趋式微，当然也就找不到属于个体独特的文学空间，文学的重复化写作泛滥开来；为了迎合一般大众读者快速而肤浅的阅读期待，作家追求主体的明星化、作品的商品化、出版发行的图像化，最终，在名利的盆满钵满的自我满足中，作家和自己所操持的神圣工作因主动放弃走向了文化的边缘。
另外，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当下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撰写都还没有脱离相对传统的习惯。换言之，以学院派批评研究为代表的当代文学批评与史著撰写的话语权力仍旧瞩目于文学的纸媒生成传统，他们精英式选择与判断的经验还是几乎全部停留在纸媒生成传播手段的文学生成空间。还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文学批评研究的话语权拥有者的声音即使不再如往常那样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创生，但仍旧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当下新生作品在问世以后的延续可能。也就是说，作为文化产品的当下文学作品能否于更广更深的层面链接到现实读者、当下作家能否被最大限度地理解与接受，那些文学批评与研究声音还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这样，当下作家选择纸媒作为自己作品的问世渠径也就成为必然。以文学期刊为例，我们可以设想，最多在几十年之后，当代文学期刊的创作影响力，也会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进入到那个时间段的文学史书写当中去，即使我们在今天还可能没有最佳办法审视自己眼前生息不止的文学生产事实。因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期刊文学是最大可能的文学批评与史著选择。这样看来，当下作家又怎么没有“怕”和“爱”呢？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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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盛澄华：《〈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1947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