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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办报的起承转合



2008-02-29 08:00:53

    回眸中国百年报业史,最具诗人气质的著名报刊活动家当推于右任先生,他的办报经历也具有鲜明的诗化色彩。从《神州日报》到《民呼日报》,从《民吁日报》到《民立报》,于右任所创办的四份大型日报,起承转合,血脉贯通,充分表现了于右任先生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和苍凉诗心。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炫目闪亮的一页。

  起笔不凡,《神州日报》奠定基调

  1904年,于右任因《半哭半笑楼诗草》诗集讽刺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而遭通缉,亡命上海。不久,就读于复旦公学,旋即担任教员,并与革命党人结识,开始为革命党报刊撰稿鼓吹革命。

  《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进步报刊被迫停刊后,革命舆论一时沉寂。当时某保皇派主办的报纸社论竟诬革命党为叛逆,于右任气愤之余写文驳斥,却未能发表。他痛切地认识到报刊如不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就可能“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以蛊惑人民视听”(刘永平《于右任集》,第203页),要救国拯亡,必须制造舆论,醒愚发聪,通过报纸宣传,一新抑郁之气。

  于右任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他约集复旦和中国公学两校的同学、同事商议筹办一份大型日报,并议定报名为《神州日报》。

  为募集资金、筹办设备和学习办报经验,1906年秋,于右任赴日。在东京,于右任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开始了比肩革命的岁月。此次日本之行,不仅筹募到三万多元资金,请来了办报人才,学到了办报经验,而且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于右任自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职业民主革命家。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以民国报界先驱的形象在上海闪亮登场。于右任担任经理(即社长)。这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党人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

  该报别开生面,不用清帝年号纪年,首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就是否认清朝的体制。

  关于办报宗旨,于右任说,“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实,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于右任用“神州”与故国联系起来,目的就是要唤起广大读者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感情和对社会命运的关注。这一思想奠定了于右任办报的革命基调,并贯穿整个办报过程。

  《神州日报》的撰稿人多为复旦、中国公学两校的学生和于右任从东京约来的反清革命志士。在于右任主持下,《神州日报》不畏强暴,以“有闻必录”为借口,用大量篇幅报道同盟会领导的钦廉防城、黄岗、惠州七女湖等地起义以及各地国民党人活动的消息,甚至以“照录”党人“供词”和公布“缴获革命党文件”为由,全文刊登同盟会纲领和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文章。同时,该报还大量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官吏的贪渎受贿、暴虐凶残、庸碌无能,揭露和批判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宣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广泛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呼吁国人起来御侮救亡。

  作为《神州日报》的主持人,该报不少重要评论都出自于右任的手笔,其文“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在读者中名噪一时。发行不到一个月,该报的销量剧增,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同列于大报之林,受到读者,尤其是进步和革命人士的欢迎。

  于右任后虽因《神州日报》意外火灾及内部失和辞职而去,但发行逾万、读者如云的现实却愈加激发了于右任言论报国的追求,为续写“竖三民”的辉煌诗章奠定了思想基调。

  承上启下,《民呼日报》续写新章

  离开《神州日报》,于右任旋即积极再筹新报,历时8个月,筹股6万元,于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创刊《民呼日报》。

  早在1908年8月27日,于右任就在上海各报刊登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这段启事振聋发聩,宣告《民呼日报》即将诞生,其办报宗旨与《神州日报》一脉相承。因为于右任在上海舆论界极大影响,报纸尚未出版,订数已逾数千,堪称奇迹。

  《民呼日报》言论比《神州日报》更为激烈,主笔阵容比《神州日报》更为强大。除王无生、李梦符、范鸿仙等《神州日报》旧人手外,戴季陶、吴宗慈、朱少屏、谈善吾、陈非卿等舆论界巨匠也加入其中。于右任的如椽大笔,更是泼辣犀利,夭矫不群。仅仅三个月,该报的销量就扶摇直上,雄踞上海各报之首。

  《民呼日报》版面分为言论、纪事、丛录三大部分,除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以报道灾荒为重点,大量揭露清廷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事实,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该报揭露清吏腐败的报道和述评中,以抨击陕甘总督匿灾不报、田赋不免,造成赤地千里人相食的罪行为最力。诸如此类的报道,制造了清朝气数已尽的舆论,并大力宣传了“鼎革”的思想。

  不惟如此,于右任还邀集旅沪陕甘同乡组成甘肃赈灾公所,以民呼报馆为公所办公地点。《民呼日报》特辟专栏,发起募捐救济灾民活动,开创了我国报纸参与社会赈济工作的先河。

  《民呼日报》的舆论效果,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忌恨。为了彻底打垮《民呼日报》,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寻找各种借口,如诬告于右任侵吞赈款、诬告《民呼日报》“毁坏名誉”等,串通上海公共租界把于右任足足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后民呼日报社同仁瞒着他将报纸停刊,于右任才得以释放。

  《民呼日报》虽然仅出版92天,但其影响是巨大的。于右任针对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站在革命立场上,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于右任的革命宣传是深入人心的,对促使千百万民众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转换战术,《民吁日报》又开境界

  反动当局的迫害、监狱的折磨非但没有吓倒于右任,反而使于右任更理性地认识到了报刊舆论之于革命的重要作用,以更顽强的战斗精神投入到再创新报的工作之中。

  1909年10月3日,在《民呼日报》被迫停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由于不便出头露面公开办报,他说请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同盟会成员朱少屏担任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为了蒙蔽当局,于右任于其间曾一度去日本,但实际主持该报的仍是他本人。该报纸笔者多系《民呼日报》原有人员,阵容依然强大。

  《民吁日报》与《民呼日报》,报名一字之差,透出了两报的姊妹关系。正式创刊前,上海各报用特号大字刊登《民吁日报》广告,宣告办报宗旨,并暗示该报与《民呼日报》的关系:“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仍设上海望平街160号,即日出版。”

  “民吁”二字有三层含义:一是“呼”字去掉两点便成“吁”,表示即使被挖掉两眼仍然要反映人民疾苦;二是“吁”字由“于”字加“口”字组成,表示出自于右任之口;三是你不准我“大声疾呼”,我“长吁短叹”总可以吧。三层含义于沉痛中尤含幽默之意味,显示了于右任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

  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日现,《民吁日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外,把评论重点逐步放在国际时事上,以警醒国人对亡国灭种危机的关注。该报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当时上海的数十家报纸,都作缄默状,唯恐刺激日本政府。只有《民吁日报》在于右任“发扬蹈厉见长”的立旨下,振臂疾呼,在显著的版面刊登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称伊藤博文死有余辜,并对朝鲜志士的爱国行为表示声援。日本驻上海领事恼羞成怒,便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于右任,查禁《民吁日报》。11月19日《民吁日报》被查封。迫于形势险恶,于右任只好流亡日本。

  《民吁日报》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敢言他报之不敢言,“把既倒之狂澜奋起力挽”。虽遭迫害摧残而夭折,但如闪电划过夜空,惊醒了梦中之国人。

  合旨归一,《民立报》收束见奇

  《民吁日报》被查封,“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再变相出版亦不可能。但于右任斗志弥坚,他将印刷设施转售商务印书馆,策划另起炉灶。各界人士对于右任愈挫愈勇、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遭遇十分同情,鼓励其重整旗鼓,于右任备受鼓舞。在上海商界沈缦云等人的资助下,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的终篇巨献《民立报》又在上海四马路望平街160号原址正式发行了。

  该报的出版,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因而阵容空前强大。于右任出任社长,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陈其美、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吕志伊、马君武等报界才俊任编辑。在《发刊词》中,于右任以“植立于风霜之表”的“晚节黄花”自许,希望《民立报》像菊花那样经霜不凋,桀傲不逊,阐述了“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的主张,并在原有办报宗旨的指引下,提出“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的办报宗旨。

  创刊之初,该报言论较为温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言论日趋激烈。该报称清朝官吏为“民贼”,痛斥清政府为“倒行逆施之政府”;设立“民贼小传”专栏,专门刊登贪官污吏的罪行;公开支持四川的保路风潮,详尽报道广州黄花岗起义情况;大胆揭露日美俄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此外,于右任用“骚心”、“剥果”等笔名发表的政论、短评和诗词,为人传诵;宋教仁用“渔父”、“桃源渔父”等笔名发表的政论出语豪健,笔锋矫劲;陈其美、张季鸾等在该报工作期间崭露头角,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该报每日销量达2万多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1911年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成为这个总部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于右任被迫亡命日本。同年9月14日,《民立报》告停。《民立报》发行三年多,共出1036号。于右任本人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就有300余篇。

  《民立报》的影响不仅遍及上海,还远及内地和南洋,在忧国忧民的志士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由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相互衔接,故人们称它们为“竖三民报”。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作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家,于右任以《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报”为舆论阵地,大力鼓噪民族民主革命,使其深入人心,化为常识,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从个人来讲,于右任办报一波三折,饱经忧患;但从革命宣传的效果来看,于右任办报可谓风生水起,泽被苍生。纵观于右任办报经历,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首诗来读,那起承转合之笔,令人拍案击赏之间,感受最深的是于右任先生那一颗爱国忧民之心的悲壮和苍凉。

作者:黑龙江 骆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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