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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受重视的传播艺术，美国探索频道的纪录片和欧洲纪录片都已经在各自的运作模式、制作方式和核心传播理念上形成了特色性差异。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变革，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纪录者们的到来。
彼德·冯磊（Pieter
Fleury），1955年出生。国籍：荷兰。职业：独立影片制作人，主要制作纪录片与商业片。他是荷兰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主席，政府财政支持电视节目基金会的顾问，荷兰导演协会的副主席、纪录片分部的主席。
在南艺校园里记者见到了彼德·冯磊，他是作为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被请来做为期一个月的客座讲学的。在他的名片上写着一个中文名字：冯磊。当听我夸赞说这个名字起得很“中国”时，冯磊笑说，你反过来念念看。对了，就是“雷锋”。我喜欢雷锋，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士兵。
冯磊的这种率性或许源自于他的自由的职业生涯。他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脚步，他走访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开阔的视野使他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将会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他关注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悸动，他还关注因为艾滋病而失亲的非洲孤儿。任何一种文化或现象都有可能成为他记录的对象，比如，他现在又在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孙子兵法与长征的纪录片。或许中国的史学家早已经把这两样联系在一起进行过学术意义的探讨，但至少说，一个名叫冯磊的老外也表现出了一种深入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和进入一段中国现代史的勇气。
每一个民族都要有文化自信
记：在你的纪录片作品中，我注意到有许多并非荷兰本土的文化关注，尤其是对中国的关注，你还记得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情形吗？
冯：哦，那是1979年。我当时到了中国的广州、桂林、长沙、韶山（呵呵，很多时候我把它叫做“毛山”）、北京、沈阳、上海这些地方。那时候的中国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人都很平易近人，对外人并没有太多的戒心。他们很真诚，我非常喜欢和他们交流。
记：你对中国已经有这么多的记录成果，如你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拍摄了《上海，人民的城市》（Shanghai,the
people's city）。此后你又在1986为VPROTV制作了短纪录片《深圳将如何与香港竞争》（How Shenzhen will match Hong
Kong）。从那时到现在，从你个人的视角看，你对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有什么样的直观感觉？
冯：变化很大，近乎是一种“疯狂的”改变。而且，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1985年我来中国拍摄《上海，人民的城市》时，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他们习惯一切行动听指挥。但是现在大家就不再那么墨守成规了，这应该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变化。
我还记得那时中国正在反精神污染，但是经济上的开放也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如何预防更多的“精神污染”？中国现在已经吸收了太多的西方价值观念，如果总是跟随别人的观点而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国会在文化思想上落后的。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文化上的自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许多人都幸福起来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发展到今天又能绽放出一种空前的活力，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启示，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中国的一些宝贵经验，来学习你们是如何做到精神与思想资源的共享的。
记：我注意到你在八十年代曾经做过一个纪录片《12亿人》（1.2billion），是关于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的。12亿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你做这一个纪录片的时候，除了对这个庞大的数字感觉震撼以外，更多的是想要关注些什么问题？
冯：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是在1988年到重庆拍的片子。结果我们到达之后，当地政府部门派来了好几个老太太一路“陪护”我们，对我们的行踪路线进行“指导”。我那时还带着翻译和音响师等几位随从人员，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在重庆这座山城里到处转悠，她们终于觉得这个差事很累人，后来就在我的劝说下回去了。这样，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家庭，进行采访拍摄。他们非常坦承，告诉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多子多福”。但是政府部门当时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享受到很多优惠政策，很多人的这种观念也因此得以扭转。呵呵，不过，中国人现在真的仍然很多。
我更注重用细节记录历史
记：你近年来的关注重心似乎有所转移，比如现在可能较多地关注战争遗留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救助等的话题。现在我们想先请你谈一下关于战争的一些纪录作品。你已经拍摄了《战争的目击者》（Witness
of War）（一部六集的系列纪录片，是对二战幸存者的一段记录）；《欧洲边缘》（The edge of
Europe）（22分钟，关于北爱尔兰的宗教之争）；《赤裸的卢旺达》（Rwanda
Naked）（55分钟，纪录片，关于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之后的难民营中的难民对于信仰的纪录）等。你对战争的叙述似乎比较喜欢一种过去的时态，这是不是更符合纪录片的叙事手法？
冯：我更注重一些细节的寻求。关注一场已经过去的战争，你只能通过关注现在人的方式，用今天的视角来重新看过去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把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接。比如我这次来南京，我要我的学生分成六组去重新了解发生在这座城市的大屠杀。我前几天看了由“美国在线”投资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心情真的很灰暗。我想了解的是，中国人何以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下成为了受害者？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人们又有哪些影响？
记：你还有一些关于亚洲人日常生活的记录，比如《超越东京》（Beyond
Tokyo）（22分钟，关于东京地铁系统的纪录片，描绘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波斯之水》（Persian
waters）（18分钟，关于自给自足的伊朗人）；《北韩，生活中的一天》（North Korea,A Day in the
Life）（48分钟，纪录片，关于北韩的一名普通工人家庭的一天的生活。）等等。你为何把目光锁定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你所记录的这些国家的生活状态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共性的东西？
冯：我选择这样的拍摄，主要是对人们在这种体制下的生活感兴趣。我发现，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不尽相同，比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凡事“扎堆”，而我更喜欢独立。这种反差是我的一个兴趣点。
新闻从来没有成为新闻
记：我们的《传媒观察》杂志是一个关注新闻现象与理论前沿的期刊，因此我注意到你也有不少关于新闻问题探讨的影像作品，比如《神奇的银幕》（The
Fantastic Screen）（3分钟，纪录片），你从荷兰电视新闻50年的历史中似乎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即：“新闻从来没有成为新闻”（the news
that never became news）。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冯：我对新闻一直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到处可见的新闻报道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生活中却有太多的信息因为种种原因被隐蔽了。这有人们主观上的原因。比如在我们国家，有许多从非洲到荷兰来的移民，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却普遍冷漠，没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我就曾经做过两部影片来反映这个问题。另外新闻传播也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影响，客观因素也是造成新闻没有成为新闻的原因。
我还有一个9分钟的纪录片——《隐秘的真相》（The Invisible
Truth），就是专门来揭示新闻为什么会成为“那些没有人曾经听说过的故事”。有些新闻就是这样，即便人们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一个事情的发生，但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
记：一条新闻的传播确实受到的外在内在因素太多了，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时候，真的不能代表事情的全部真实面貌。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补充手段的，比如像你的纪录影片对于新闻真相所进行的更深更广层面的关注。我注意到，你的影片除了对战争、新闻进行的理性反思，还有一些关注人道主义救助的作品，比如你在2006年的作品《孤独》（All
alone）（24分钟，纪录片），是关于联合国国际儿童救援基金会救助两姐妹（8岁及12岁）的事情。艾滋病使她们失去了父母。你觉得拍摄这样的作品对她们的生活有没有带来更好的改变？
冯：她们是莫桑比克的两个女孩，生活得确实非常悲惨，她们目前仍然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没人保护她们，没人给她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自己也感觉到一种来自心灵的震撼与悲伤，她们的生活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我想为她们再做点什么，现在已经准备给她们拍摄一部更大的作品，希望能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心与帮助。
人类更应该从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人行动起来了。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投入在艾滋病预防方面的资金每年都有5个亿。我看到12月1日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和一个感染艾滋病毒的男孩握手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寓意中国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性。
我有一个计划，准备拍摄一部《艾滋经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现在世界上被用来防治艾滋病的金钱总是从欧洲到美国，再从美国转回到欧洲，真正落实到最急需资助的艾滋人群中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这笔钱款最终只是成为一些人进行某种交易的资本。许多感染者不仅没有从这项资助活动中受益，甚至还成为这场交易的受害者。了解到这一事实真相的人目前还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来促成对这一真相的曝光。
我觉得，纪录片和新闻一样，也更应该在这些方面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我最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
记：你说过准备拍摄一部《孙子与长征》（Sun Tzu and the Long
March）的纪录片，包括采访老战士（含女战士）及去华中华南的几个省采访。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吗？
冯：我已经做了四年的调查准备，并采访到了一些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战士，其中包括一位女兵。只是现在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了。
记：怎么想到要把中国的古代军事家孙子与长征联系在一起的？你对孙子的用兵之道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什么？
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以说是孙子兵法中的最高境界了。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这种以薄弱的力量抗衡强大武装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其中一定与孙子兵法中的某种思想精髓息息相关。为此，我在15年前就开始阅读《孙子兵法》了。不仅如此，我的这部作品还想要表现一点，就是孙子的军事哲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记：前不久我和王方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独立影像的对话。你作为荷兰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的主席，能否介绍一下荷兰独立影像的制作情况，并从专业的角度评价一下中国的影像作品？
冯：荷兰的电视台必须给纪录片提供播放平台，这给我们的纪录片拍摄制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氛围。因此我们一般会把选题首先报送电视台，电视台往往会从收视率的角度进行把关。选题通过之后，我们还要去寻求充裕的拍摄制作资金。中国的影像作品很不错，像中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段锦川的作品都在我们的电视台播放过，那是一部关于在东北的一个村庄进行基层民主选举的作品：《拎起大舌头》。这部作品是你们叫作“工农兵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的两部是蒋樾的《幸福生活》和康健宁的《当兵》,它们都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不过，段锦川的这部片子在拍摄前就已经被电视台预购了，这在中国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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