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虎事件”从一个简单的科技报道，逐渐转变成了—个典型的公共事件。专家学者、政府机关、普通网民以及各种媒体广泛参与其中，激烈争辩、报料不断。这一方面显示了网络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现代的新闻体系中政府和公众已不可回避地成为了新闻事件的主要角色。现代的新闻体系是由政府、媒体和读者组成的“三元结构”①，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媒体打交道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媒体常常会通过议程设置，影响舆论，最终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作出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设置新闻议程来影响媒体最终影响舆论。“华南虎事件”就其实质是一次公众和媒体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不信任事件，也是政府和媒体在设置新闻议程上的一次博弈。从政府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华南虎事件”的传播学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从政府议程设置看官方舆论的公信力
如果认真反思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政府所欠缺的不仅仅是一些应对媒体的技巧。当前的社会现实迫使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媒体以及自己。
10月28日，关克在其博客上的疑问网友为什么“如此不信任政府发布的信息”，其实在诚信严重缺失的当前社会，网友的质疑是不足为奇的。陕西省林业厅急于为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盖棺定论，而没有一个求真务实的态度，这是它失信于民的重要原因。
在事件中陕西省林业厅本可以成为舆论的平衡者调节者，但在照片真假争论不下时，政府却成为了争论的参与者，并成为了坚定的挺虎派。陕西省林业厅过早地把自己和周正龙系在了一条绳子上，致使自己在面对媒体时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是周正龙在造假，那就成了陕西省林业厅发布假信息。这种推论的出现不是网友硬加给陕西省林业厅的。
政府部门早早地倾向于照片为真，从而失去了作为事件的调停者和平衡者的机会，网民在网上掀起一场“全民打虎”运动，事件争论的焦点转移为网民与陕西省林业厅之间的对决上。与此同时陕西省各个政府机关也鲜有出来负这个责的，因而在这个事件中政府就处在集体缺位的状态之中。
官方舆论的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官方舆论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与媒体舆论和公众舆论相呼应而存在，才能使自己的舆论公信力得到声张。这是政府在进行议程传递的过程中理应尊重的一个规则。
从政府议程设置看政府的“信任等级”
早在1967年霍华德·贝克尔就提出了“信任等级”的概念，他认为在任何等级团体系统内，加入者均接受这一事实，即最高级别的成员拥有界定事物实际上是什么状况的权利。由于……级别和地位的情形包含在习俗之中，这种信念就拥有了一种道德品质……因此，信任和被倾听的权利在系统的不同等级当中是不均衡分配的。②
很显然，政府在“信任等级”属于较高级别的成员，在界定事物实际上是什么状况时拥有较大的权力。但这种“信任等级”也是流变的，随着事件的发展“信任级别”也处在变化之中。政府机关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占领新闻话语的制高点，掌握新闻事件的“第一解释权”，才能使政府在媒体话语中的地位得到较充分的运用和体现。
另外，根据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介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介议程；其次，媒介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互动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③“华南虎照片”事件已经满足了这三个线性过程。但是这个事件中的议程设置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在政府提出议程后，由网民和媒体在影响和主导着议程。有效的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应该是以下三者的有机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④在“华南虎事件”，政府没有能注意到这一点，从而也将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功能丢在了一边，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
从政府议程设置看政府的媒介理念
政府在设置新闻议程的时候必须对媒体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很难保证媒体和政府在新闻议程设置方面保持一致。从“华南虎事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得政府议程偏离了轨道。
首先是网络传播的影响。网络为“华南虎事件”争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10月15日前后，在一些论坛社区如凯迪、百度吧和一些摄影论坛如色影无忌等的质疑帖出现，是事件争论发生的导火索。这一事件不断演进也必须依赖网络，网友的质疑声伴随着事件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也几乎是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在进行争论。
网络为信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网络媒体具有丰富的渠道容量，会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内容进行过滤，并产生了“马太效应”，从而使得真正有影响力的新闻被“强化”，与此同时，“消解”和“摊薄”了受众并不关心新闻的影响力。⑤
网络传播的这种特性使得网民对周正龙所摄的华南虎的真假越来越感兴趣，尽管政府一厢情愿地强调关注陕西的生态比照片的真假更为重要，依然不能唤起人们的兴趣。
网络上偏向传播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因为在民众看来网络舆论是比传统媒体更可信的舆论形态。它的确更为真实和全面地反应了每个上网参与讨论的个人的想法。⑥因而网络话语效用的权重高于传统媒体的话语效用的权重。事实上，当人们通过主流媒体了解到的“民意”与BBS中的“民意”不符时，必然会降低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
另一方面，政府必须认识到一些所谓的“新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在“华南虎事件”中，《华商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这些标榜“新主流媒体”的都市化报纸，为了实现其影响力，积极通过新闻介入社会生活，这也使得“新主流媒体”有了一定的公共性特质。“非主流报纸”在客观上推动了事件朝着真相大白天下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报纸的娱乐精神和商业化气息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报纸的报道倾向和关注点。而这些倾向和关注点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事件的发展方向，而使得政府主导的议程无法得到公众的关注。
政府的议程之所以无法得到认可，而不得不被媒体和网民制造的议程牵着鼻子走，就是因为政府对媒体认识上的不足，使得自己在媒体面前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政府设置的议程与媒体和网民的议程严重不一，可见政府在对媒体的认识上的不足，以及对自己在媒体面前角色的不明。因而作为政府机关必须树立自己的媒介理念，这个理念是建立在对媒体有了足够的认识上的。对政府来说，从理念层面上考虑应对媒体的方式方法，考虑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才是长久之计。
——————————————————————
参考文献：
①方延明．新闻实务方法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8页．
②西蒙·科特．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10页．
③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④叶皓．政府新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06页．
⑤张涛．网络媒体的三个属性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总第48期)．
⑥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杜。2005年9月．第17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