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不合理的法令、条例、规定……需要多少人用悲惨经历甚至生命去不断触动才能得到纠正？如果说这是法治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尽可能轻的悲惨经历中获得纠偏火花，从尽可能少的悲惨经历中获得纠偏动力，乃至从可以预见但尚未发生的事件中敏感地进行反思，应该成为一种积极追求。就像对“女子被火车碾掉双脚案”，我们应该想一想：是不是那个暂行了28年的条例应该被反思、被终结？

　　可以从王珊珊的遭遇反思很多问题，甚至可以因此改掉很多不合理规定。比如，王珊珊是个孤儿，没有身份证，也就无法在起诉时提供必须提供的当事人身份证号码。不能提供身份证号码就不能打官司，这个规定也该作古了。

　　一个山东孤女的悲惨经历，到底可以引发多少思考，取决于有关部门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思考。但我觉得，如果有关方面懒于思考，而是坐等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来推动，才被动进步，那么，我们对有关方面的考评机制，是不是该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