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会议闭幕，江苏省2006年“两会”顺利结束。在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很多好提案，人代会大会秘书处收到的涉及发展规划、社会保障、立法等诸多方面并且10名代表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就有75件。医疗、房产、教育、环保这些有关“民生”的问题成为本次人代会代表们讨论的热点。

　　周建锋代表：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老百姓看病自觉分流

　　我经过调查，发现一个普通感冒，如看中医只需30 40元，而看西医打点滴至少100 200元；还有新闻曾报道一患者感冒看了4000多元。在药品销售环节上，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立药品超市，尽可能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医保方面，目前三级医院确实人满为患，老百姓是看病难，而大多数一级、二级医疗机构却存在着“吃不饱”的现象。周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高医保人员在三级医疗机构看病的自费比例，鼓励老百姓到一级、二级医院去诊治。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一级、二级医疗机构的投入，提高一级、二级机构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并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逐步提高一级、二级医疗机构的诊治水平。在行政监督环节上，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医院的管理和监督，后期费用要在征得病人同意的基础上才可以使用，对医生拿红包、拿回扣等不正当行为要坚决查处。

　　孙则禹代表：对住院手术患者实行常规HIV检测

　　当前，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HIV感染者及发病者的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将直接导致艾滋病、癌症患者增多。而目前由于经费不足及流动性等问题，各级医疗机构在预防HIV医源性传染及医疗保护性方面措施不到位。孙则禹建议政府立规对需输血或需器官移植的住院手术病人实施常规的HIV检测。孙则禹认为，这样做一是可以及早地发现HIV感染者，利于政府关心其进一步的治疗；二可避免医疗纠纷，其三可以更好地实施医疗保护，使医护人员不被感染，其四医院对该患者的用品可以专门处理，不致影响到其他病人或污染到社会上，其五患者也更加了解自己的病情。

　　傅浩代表：将降低癌症死亡率列入政府目标

　　根据南京市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恶性肿瘤在南京的死亡率为152.76人/10万人，比全国平均数高出了近50%%。这个数据足以引起卫生部门的高度关注。为此他建议，将降低全市恶性肿瘤死亡率作为卫生系统“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明确每年的奋斗目标，纳入每年的年度考核。增加对防治恶性肿瘤的投入，尤其是在预防上要加大力度，努力做到“早预防、不发病”、“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建议努力降低医治恶性肿瘤的费用，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让患者看得起病而积极治疗。他还建议有关单位配合，对大气环境、食品安全、装潢材料等进行综合整治，努力从源头上治理引发恶性肿瘤的原因。

　　陈建国委员：必须尽快制定出台医药代表管理办法

　　在许多医药代表的心中，只有一个“钱”字，没有起到在生产厂家和医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作用，而是想尽办法，甚至不惜采用不正当的促销行为最大限度地销售自己代理的产品，争取最大利润。他们腐蚀了医生，在增加病人经济负担的同时，更是损害了病人的身体健康。在一份名为《加强医药代表队伍管理，规范药品购销行为》的提案中，陈建国指出医药代表队伍种种不良行为导致看病难的现象。他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医药代表管理办法。

　　通过几个月时间的调研，陈建国走访了不少医院后发现，医药代表队伍庞大，一家医院内同时可有几个人做不同厂家的同一药品促销工作。另外，医药代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医药代表社会背景较为复杂。对此，陈委员认为，对如此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医药代表队伍，社会各界似乎熟视无睹，并没有给予承认，至今没有一家归口的管理部门，也没有出台管理办法，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严重。他建议，必须加强对医药代表队伍的管理，规范药品购销行为。对生产企业和医药代表在药品营销中有违规行为的实行登记、通报，加强检查、监督，严格执法，真正实行奖优罚劣。

　　另外，陈建国还表示，目前，以三项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改革正步入攻坚克难的阶段，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混乱，药品费用昂贵已成为老百姓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强烈反响。

　　毛季琳委员：医改是世界性难题

　　医疗保健改革，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热点是不奇怪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像美国的健康卫生费用占GDP的16％，美国人均花在健康医疗上的费用将近5000美元，是我们的一百多倍，历届美国政府都把这个当作重大的难题，而美国的老百姓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满意，因为花了这么多钱，美国的人均寿命、死亡率等指标在世界上也并不领先，这么发达的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也没有达到尽善尽美。我们还在初级阶段，卫生事业被定义成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又面临着市场生存的压力，这两者之间就有很多的矛盾。经过20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应当说，在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达到目前的平均寿命水平，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对医疗卫生，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应当是主导，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还要靠社会力量，要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现在的航空、公路运输等产业都发展得很好，都是利用社会力量来发展。现在民营资本在医疗卫生的投入跟其他产业不能比。社会资本的投入，既要带着一定的公益性，也要带着一定的营利性。

　　丁义江委员：如何看待医生“依赖症”

　　有观点认为，过去的医生没有这么多设备就能花很少的钱把病看好，现在有一些不需要检查的，但进了医院医生也非要让你检查。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有一些年轻的医生更多地依靠现代化的技术检查，他个人技术上相对比较依赖现代的医疗设备，但也不能否认现在的医疗设备是先进的。通过检查，有一些病在早期就发现了，过去可能死了都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也要求用上最好的医疗设备，得到最好的治疗，但又希望费用低一些，这也确实是一个难题。在德国我也访问了医院，医院买高档设备的钱都是国家给，医院只要把服务搞好，不能让医院通过从病人身上挣来的钱再买设备，现在问题的焦点在这个地方。

　　肖伟委员：客观看待药价贵，一味降价暗藏风险

　　药价贵的问题有些是存在的，但也有一部分要客观分析。同样是药价贵，有一些是仿制的、缺少创新技术的药品，这些药品换一个规格换一种包装，就抬价格，这是不正常的畸形的贵；但也有一些药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的是对传统的工艺技术进行改造以后提高了新的技术含量，政府是应该鼓励的，像这类药价现在并不贵。有人讲，原来的感冒药那么便宜，现在的感冒药那么贵，这里面也需要分析。现在生产药品，对技术、环境的要求很高，生产设备需要改造，必然导致成本提高，所以也不能作简单的对比。

　　有人认为，大规模的药品降价已经进行了10多次，但患者却受益不多。单纯的调价，能否真正把药价降下来？国家在考虑降价时，出发点是对的，想降常用药的价，比如说抗生素、肿瘤药、心血管药，但往往这些药的技术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类药品降价空间很有限，你得保护人家的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这样降下去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在里面，很多的药厂已经降到了超过成本，有一些品种就不生产了，老百姓就更吃不到便宜的药。

　　左言富委员：政府必须加大投入缓解看病难

　　“看病难”、“看病贵”形成因素复杂。就医疗机构而言，一方面有“不正之风”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政府投入不足、医院“挣钱”压力过大、医疗行为过分“商业化”等因素。2001年至2004年，政府对医院的补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降至0.6%，医疗机构所需费用大部分要靠 自己赚 ，而药品差价则是医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谓“以药养医”，这种机制刺激医院“多卖药”、医生“多开药”，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医疗保险覆盖率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费病人更容易感受到“看病贵”的压力。

　　逐步解决医疗机构“以药养医”问题。政府要切实重视研究制定公立医院合理的投入补偿比例并落实到位，强化其公益性，减少其对“创收”的依赖。对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尤其要建立刚性的投入补助政策。合理调整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在此基础上，严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纠惩并重管住药品流通各个环节的“漏洞”，对药品收入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与此同时，不断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妥善解决各种困难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