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就“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贡森撰写的一份国研报告认为，医疗技术水平低、卫生资源中公共投入不足以及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都不是根源；中国卫生资源总量已超过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报告建议从加强政府规划和调控、规范服务行为以及引导医疗需求等方面寻找出路。江苏省南京市卫生局日前表示，2006年在医疗资源上投入数亿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看本刊记者的调查。
    新年，南京的数亿医疗投资“惠民”
    目前南京市已有580家民营医疗机构，在这个基础上，为了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到河西、江宁、仙林和江北兴办医疗机构，为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医疗卫生配套条件。南京市政府规划江宁的南京同仁医院投资8亿元，建设床位1000张，于2006年8月正式营业。河西的明基医院投资14亿元，规划3000张床位，到2007年启用。
    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仙林的仙林国际医院由栖霞大学城管委会牵头，与鼓楼医院合作，目前签了协议，计划投资10亿，一期床位在500张，对于医院的性质目前还在商量，基本上是民营性质。另外，江北的医院初步定在三级的民营医院，但具体还在谈。
    据介绍，南京目前有4家惠民医院，分别是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建邺医院、江宁中医院和浦口医院。这4所医院和40家慈善门诊2005年共接诊惠民患者2.2万余人次，收治住院400余人次，按照“五免五减”，共减免各项费用100多万元。现有这四所民营医院主要是为南京11万低保市民服务，并且都是二级医院。
    记者了解到，已有的4家惠民医院主要服务于低保人群，但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南京，对他们的医疗，以及他们子女和家属的医疗服务显得犹为重要。南京市卫生局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虑到南京目前还有70万左右的外来人员及其家属的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所以南京市卫生部门初步打算在2006年上半年再设置4家惠民医院，并且还将医院的档次进行了提升，四家医院里面将有3家是三级医院，1家是二级医院。
    2005年，南京市已经设置社区医疗机构308个，服务人口达到450万人，占城区人口的96%。2006年，还将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建立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格局。南京力争到2006年底，城区90%以上的街道（镇）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100%的镇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5%以上的村卫生工作室改建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普及率达到85%以上。
    2005年，南京市政府投入500万元专门用于农村卫生室基本建设，2006年，将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据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参保农民总数达到了162.33万人，到2006年，南京将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100%，参保率达93%，兑现率达到90%左右。在完成布局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不断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需求，85%以上的村卫生室要改建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看病贵、看病难，根源不在投资
    贡森的这份报告考察了中国卫生实体资源的供给状况和实际使用情况，包括人力资源、床位和大型医疗设备，通过选取一些经济条件优于中国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和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对比分析，报告认为，在具体要素的配置上，相对于经济和人口国情来说，我国财力资源中的公共投入部分稍有不足、人力资源中的护士人数基本适合，但是，其他多种卫生资源都是过剩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已走出“缺医少药”的局面。因此，简单沿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和分布不均衡，难以解释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加强政府规划和调控、规范服务行为以及引导医疗需求等方面寻找出路。
    中国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近一半的患者没有去医疗机构就诊，13%的患者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医生建议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达到三成左右。因此，报告认为，除了费用等客观因素，中国的一部分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可能是医生试图诱导的需求，不能将其作为卫生资源总量供给不足的根据。
    报告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相比，得出结果，中国每千人口的药剂师人数处于领先水平，只是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人数较低。据2001年经合组织卫生统计资料计算，经合组织成员国一个医生年均负担的门急诊人次数是2600次，日均10.4人次（一年按251个工作日计算）。而中国一个医生年均负担门急诊只有1122人次，日平均4.5人次。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均卫生设施（包括医院床位、核磁共振仪和CT）配置超过或者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稍高的国家，但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但是，按照七个西方大国的医院床位平均利用率，目前中国的医院床位资源大约闲置或富余10%；与卫生费用控制较好的英国相比，目前中国医院的床位富余在20%左右，城乡卫生院的床位富余在17%-27%之间。
    认为我国医疗资源投资不够的论调不少，还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广大农村仍然“缺医少药”。近年来医院医生资源的闲置率在10%左右，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闲置率分别在32%和20%；农村医院床位闲置率在10%-20%，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闲置率分别在27%和17%。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供给越丰富，需求越易得到满足。调查显示，资源较多的城市地区的就医问题至少与资源较少的农村地区一样严重。2003年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未就诊比例分别是57.0%和45.8%。
    对此，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均卫生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均卫生总费用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费用水平4%-15%。因此，中国卫生发展在总体上是超前，而不是落后于经济发展。医疗技术水平低、卫生资源中公共投入不足以及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都不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根源，中国卫生资源总量已超过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报告建议从加强政府规划和调控、规范服务行为以及引导医疗需求等方面寻找出路。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解决看病贵和难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社区医疗服务，但是由于医疗资源和财源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分配，以致造成难以实施全面而有效率的卫生服务，国民对医疗覆盖方式、住院等待时间、医疗纠纷处理等问题深有反感，医师的积极性也不够高，也早就存在看病贵和难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改革的呢？
    英国政府：正在进行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改革，其集中问题是解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医疗机构的效率性。首先重视医疗市场的运行机制。允许地方政府向私人医院投资，鼓励国立和私立医院竞争；允许集体开业医师提供住院服务，鼓励集体开业医师之间、集体开业医师与医院之间的竞争；政府确认具有一定条件和管理水平的地段医院为合同医院，使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国民自由选择家庭医师，形成家庭医师之间的竞争。其次，建立医疗质量评价制度。然后完善初级医疗服务制度，由过去卫生部和医院管理委员会管理逐步改由地方卫生局管理，提高家庭医师的收入，建立标准药品预算制度，对超额或积余的实行奖惩措施。最后适当提高病人自负金额，包括门诊处方费、药费和牙科治疗的自负费用等。
    瑞典政府：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中央政府加强对省议会的卫生保健政策的指导，努力降低卫生保健费用；国家对省所作的医疗保险基金补助按居民总人数拨款并规定各省议会用于卫生保健费用的总额每年不得超过175亿瑞典克朗等。
    美国政府：允许保险公司着手改变医疗服务提供方式，包括自己开办医院以替代价高的医院；国会于1974年通过《CON法案》规定医疗购置价值10万美元以上设备时，必须报批，并取得州政府颁发的CON。近年来标准又作了相应提高，建筑费60万美元，设备费40万美元，手术成本25万美元必须报批；实行按疾病诊断类定额支付这种预付制的偿付模式，按疾病的诊断与种类、严重程度、是否有合并症、手术与否以及病人的年龄等诸因素，预先确定收费和偿付标准，如果超标，保险机构可以拒付。另外还采用投资源投入为基准的相对价值费用计算法（RBRVS），即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出的按各科医务人员培训成本、工作程度、服务时间、相对服务成本计算医生费用的标准，这是对医疗收费价格改革的一种尝试。
    2006年，南京人看病还会难吗？尽管南京市卫生局宣布了数亿医疗资源的投入，这句话还是要带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