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十年的医疗改革是一场戏，政府显然是投资方兼导演，老百姓、医院、药商和医药代表一定是这部戏中的主角。在这部戏被定性为“基本不成功时”，投资方、导演、演员们都想说点什么……痛楚一：“市场化”是个大问号

　　虽然财政投入的确不够，但每年约8%的投入比例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比如，为迎接2008年奥运，北京市政府计划建设XX国际医院，一期工程规划是建立一个综合医院，占地1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8亿元，二期工程准备建立一个专科医院，计划投资14亿元。总建设面积占地1000亩，总投资32亿元，2008年建成运营。

　　除了基建，“政府办医院”的政策扶持还体现在公立医院不用缴税，有15%的“以药养医”的收入，这都是政府另一种形式的投入。很多时候医院办得不好，管理得不好，患者意见强烈，反而将责任全部推到政府部门身上，认为是政府部门钱投得不够。其实现在就我们江苏省而言，几家公立医院的年收入都达到上亿，这些医院的好多一线专家都是南京高校的教师，这些人在临床时使用的每年从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所研究出的成果，难道没有政府的功劳吗？

　　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专家观点：

　　事实上，公立医院获取利润的种种方式，恰恰是非“市场化”操作。享有政府种种补贴和优惠的公立医院，也远没有走进市场，不过是利用自己的资源垄断优势，在所谓的“市场”中抢占先机罢了。

　　一盒出产价仅10元的药，到了患者手里，变成100元，能说这是“市场”的作用吗？遏制药价虚高的药品招标制度，演变成为想中标就得暗箱操作，是“市场”的原因吗？种种幕后规则权钱交易，都能算“市场”的过错？

　　医改的前提，是要分清楚，哪些事该政府做，哪些事该交给市场。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谁都不能否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其作用无可替代。即便是非“市场”的医改，也必须借助一些市场手段。痛楚二：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

　　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有近半数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让很多患者在医院面前望而却步，很多人开始习惯有了病“自己扛”。

　　自己生点小病倒是可以“自己扛”，老婆生孩子可没法扛了。市民王先生的妻子前几年生孩子。生产之前，其妻在一家市级医院打了几天针，竟花了3000多元。4月30日剖腹生产时，他把妻子送进某医院，医生却说，正赶上五一放假，“手术和与手术相关的费用”要加收40％。情急之下，王先生咬牙接受了。虽然明明是当天下午5点之前做完了全部手术，他还是在7天后交给了医院5300多元费用。但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明白其中到底哪些是“手术和与手术相关的费用”。

　　王先生说，“为了母子平安，这些我倒都没计较。”但出院时，医生却坚持说，孩子面色有点黄，如果不治疗会如何如何，甚至说到了会有生命危险。结果，又把他的孩子转到儿科，住了一天两晚，又花掉了一两千元，可最后也没查出什么病来。

　　王先生最后不顾医生的再次“劝说”，坚持把孩子接出了医院。他气愤地说：“正常生个孩子，前前后后就花了一万多块钱，谁还生得起呢？我们又不懂，还不是医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专家意见：医保制度有待健全，病人出院也应制定标准

　　“小病不保、大病保不了”是群众对现行医保制度的最集中的怨言。有关专家指出，“其实医疗服务的不公平主要根源还是在于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完善，而这个也正是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主体。”政府应该将资金重点投入到农村、乡镇群众的医疗保险中去，同时也不应该把包袱卸给企业单位，“毕竟还有很多农民、退休人员等人群没有获得这种保障。”

　　某三甲医院的医务科一位工作人员认为，目前患者何时出院全由医生说了算，易造成混乱。不少患者反映有医院故意挽留病人住院，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等问题，主要还是缺乏一个规范的“出院诊疗标准”。目前，各医院所实行的仍然是医生自己的判断标准，势必造成混乱，患者也没有讨说法的依据。我国的医疗法规还有待于健全。痛楚三：医价爬上“火箭”

　　药商说：“我们的纯利润只有0.59%……”药商们是在最近“2005中国药业峰会”上说这番话的，他们说，“目前我国医药商业企业中只有1/3能够盈利，而50%的医药零售企业处于亏本状态。无序竞争给医药行业带来巨大冲击，2004年医药商业的纯利润只有0.59%，比银行贷款利率还低。”

　　医药代表更委屈：这年头，钱不好赚啊！药品要想进医院，首先要取得院长的认可和药房主任的支持，还要经药事委员会通过，这些都要“点头费”作后盾。不用钱打通这些关节，药品疗效再好、价格再低都难以进门。即使药进了医院，医药代表还不能高枕无忧，没有医生开药方，药就会一直压在药房里，因此还得到医生那里去“公关”。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南京的一则报道似乎证实了这样的说法。报道称：小李（化名）多年前与熊胆胶囊的厂家取得联系，并顺利成为了该药南京地区的总负责。与厂家确定关系后，便开始对医院相关负责人和医生进行“公关”。

　　由于熊胆胶囊主要是用于肝炎病人，小李主攻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这家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小李说：“当时他们先找到了药剂科主任，由她授意具体找哪个病区主任打进熊胆胶囊的报告。那时主任打个报告要给500元好处费，现在要1000元左右才能搞定。病区主任打完报告后，还要找药剂科主任批。”小李透露：“由于该院内部管理比较特殊，进药不需要药事委员会开会通过，还比较省钱，如果是一些综合性大医院还要过药事委员会的关的话，支出将更多，药事委员会成员每位起码要给1000元才能放行。”对于药剂科主任，一开始都是按照药品的用量来算的，一箱药1000元左右。

　　专家意见：

　　不知道这样的话是说给谁听的，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话吗？反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2005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第40届全国新特药品交易会上，在一家海南的药业公司展台前，记者看到某种医保乙类胶囊零售价竟高达510元，工作人员热情地强调说，该产品是新药，拥有罕见的利润，医院用药每月两千盒不成问题。由于是新药，其开出的供货价也非常优厚，只有79元，假如记者是直供医院的话，不限数量底线，哪怕一件、两件都可以供货（一般600盒为一件）。另外还有很多药商们都表示，可以开出的供货价为零售价的贰零扣（即两折），当然这还只是“官方价”，具体优惠还可以再谈。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胡正路则认为，药价虚高是一个系统问题，从药厂虚报成本价、新药审批、物价部门定价、各级代理商的层层加价、医生开药方拿提成，这整套系统每个环节都注入了不正常的利润。仅截断最后一个“医药分家”问题，根本不能实现药价降低。医药分家之后，医院为了生存可能会提高诊疗费、检查费等费用，或者增加一些收费项目。而患者在医院买药和去药房买药，价格是不会改变的，可能去药房买的更贵。核心问题是国家要建立完善的药价监管体系，从成本核算到流通环节的各项费用消耗、医院赚取的药价利润都能进行监测，并调动商业保险等监控手段进行制约平衡。痛楚四：医院拼命搞创收

　　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一位医院的副院长接受采访时称：“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可总结为‘7个不满意’，即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好几个医生也表示：医改逼医院自己经营创收，使自己在良心和金钱之间备受折磨。

　　专家意见：

　　高强表示，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机构中，90%以上为公立医疗机构，如此庞大的公立医院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存在很大矛盾。由于财政投入很少，使相当多的公立医疗机构仅保留“公立”的外壳，内部运行机制却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今后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收费标准以及医疗广告等实施有效监管。

　　高强表示今后医疗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要坚持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变，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增加卫生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监管依然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医疗改革这场戏还是要演下去，各种角色轮番上场，一定会带来新的变化。可是，只要老百姓除了要参加演出，还必须要买票进场的事实不被改变，“医改”怎么改都不会令大多数人满意。